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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玩丑聞

　　在《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中，梁漱溟披露了康有為兩件關于古玩的丑聞：一件是，康有為在陜西西安的臥龍寺參觀時，將寺中多卷珍貴的古版佛經裝到他的騾車上試圖盜走，后被人發現并追回。還有一次，康有為向銀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貴的字畫，試圖據為己有。余凡澄多次討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許多人到康家強行索回。

牛教問答

　　光緒二十三年（1897）初，康有為第二次到桂林講學。當年開春三月，康有為從桂林由陸榮廷的老上司、師爺唐景崧、岑春煊的介紹前來明秀園拜會陸榮廷，期間在園內的“別有洞天”亭中舉行了私人宴會。一次酒過三巡，康有為抬頭看著亭子支架上掛的書有“別有洞天”的牌匾，打趣地問道：“‘洞天福地’是道教徒的熱門熟語，您到底信道教，還是信佛教？”陸榮廷也望了望那塊牌匾，擺擺手笑道：“我既不信道，也不信佛，就是當地人信奉的師公，我也不信！我只信牛教！”康有為感到奇怪，忙問：“世界上哪有什么牛教？！這到底是什么宗教呀？”陸榮廷鄭重其事地回答：“牛教呀，是我陸榮廷在龍州時創造的。”康有為更感詫異地用廣東話問道：“您創造這牛教，點解呢？”陸榮廷又哈哈大笑了起來，喃了一首壯語山歌做解釋。康有為洗耳恭聽，莫名其妙，又用廣東話說道：“唔知！唔知！”陸榮廷接著也用不甚標準的廣東話說：“有乜嘢難知嘅！”然后馬上用柳州話接著說：“這首山歌說的是：牛有四個胃，體壯力很強，干生全咬碎，消化不慌忙嘛！”康有為哈哈笑了起來，說：“這是民間歌謠，不是什么宗教嘛！”

　　接著，陸榮廷臉色有點嚴肅，一本正經地說：“說實話，我陸榮廷是個大老粗，世界的事懂得少，什么宗教不宗教，我一竅不通，我只看到農民養的耕牛本事大，干草、枯草、嫩草、老根一起吞下肚子里去，飽了就蹲在樹蔭下慢慢再吐出來，七咬八嚼，再吞下肚里消化它，不也有力得很嗎？”他停了停，接著說，“孫中山先生派人來找我，教我實行三民主義；梁啟超前不久也來找我，叫我搞什么造反主義；現在您來找我，教我大搞什么改娘主義。”

遺詔謊言

　　康有為身上有一個大謊言，就是所謂的“衣帶詔”。此衣帶詔是光緒會見楊銳時寫給楊銳的，上面有“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等語。后來康有為說，是他受此“衣帶詔”。他以為詔書上提到的人都已死去，死無對證。他想不到的是，楊銳被殺后，他的兒子楊慶昶趁扶柩回四川，縫到四川舉人黃尚毅的衣領中，帶回老家，后來又拿出來。皇帝的手書，是鐵證，偽造不了。“衣帶詔”之事大白于天下。但是康有為卻逃到海外，以“衣帶詔”等事欺世而盜名，斂了很多財。

中日合邦

　　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提出了荒唐的“中日合邦”。康有為早在《自編年譜》中并不諱言：“（我當時）與日本使矢野文雄約兩國合邦大會議，定稿極
詳，請矢野君行知總署答允，然后可以大會于各省。”同時，康有為還曾讓其心腹楊深秀向光緒上奏，建議“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誠天下蒼生之福矣”。

　　較明確透露“合邦”之具體內容者，乃康黨骨干宋伯魯之奏折。奏折稱：“英國教士李提摩太來京，往見工部主事康有為，道其來意，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御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以工部主事康有為為參贊，必能轉禍為福，以保乂我宗社。”

　　所謂“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參與“合邦”之國，其現存政府架構完全作廢，須另由康有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選百名外國顧問，全面接管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外交等一切事務。

晚年婚姻

　　康有為落魄上海，天天狎妓，卻無錢償嫖資。久而久之，讓妓家知道了，群到康有為所住的客棧索取，康有為覺得很不好意思，就往廣東逃。上船之日，各妓家都到船上來找他，搜了半天找不到。開船后，有水手看見船板內有人，大驚，呼眾人來看，正是康有為先生。后來，有人寫詩諷之：“避債無臺卻有舟，一錢不值莫風流”。民國七年（1918年）春夏暢游杭州。這位“圣人”竟“挾妓游湖”，并乘興做詩一首，開頭便是“南妝西子泛西湖，我亦飄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自己比作范蠡，一時被傳為笑柄。康有為泛湖閑游，忽見一位妙齡女郎在浣紗，疑是西施再世。經打聽此女叫張光，年僅18歲，尚未婚配。康趕緊托人提親，張家見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堅決要求和媒人盡力撮合之下，家境貧寒的張家最終點了頭。民國八年（1919年），康有為在上海舉行婚禮，親朋好友盡皆道賀，唯獨妻妾兒女均不贊成這門親事，以集體缺席婚禮相抵制。

　　光緒十七年（1891年）在廣州設“萬木草堂”，宣傳西方政治文化，又多聚書，多為普通之書及西學書籍。與梁啟超倡導維新變法。戊戌之變，其家被抄，其藏書移廣雅書院。《廣雅書院藏書目》對其所藏書均有著錄。變法失敗后，逃往日本。在日本亦搜集圖書，撰《日本書目志》15卷，分15門，每門各分子目，數項至數十項不等。自海外回國后，政治上趨于保守，反對孫中山民主革命。曾與張勛一道策劃復辟帝制。其學術成就頗高。所藏書初貯于“云衢書屋”，后移至“萬木草堂”、“萬木樓”中。民國后，在上海又建有“天游閣”藏書樓。據《南海珍藏宋元明書目》所載，計有宋刊14種，428冊；元刊9種；明刊232種，共5萬余冊。又收有南海孔氏“三十三萬卷樓”舊藏及新購新學、西學之書，數逾萬冊。藏書印有“御賜天游閣”、“南海康氏萬木草堂珍藏”等。去世后，所藏書大部分分別歸于廣西大學圖書館、鎮江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等。

早年求學

　　咸豐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康有為生于廣東南海西樵山銀塘鄉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康贊修，官至連州訓導；其父康達初，官任江西補用知縣；從叔祖康國器，護理廣西巡撫，曾經參加過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康有為少年時期師從康贊修、朱次琦，他們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為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企圖開辟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后，便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康有為五歲能誦唐詩數百首。六歲時跟從簡鳳儀讀《大學》、《中庸》、《論語》和朱熹所注《孝經》，康有為十一歲時父親去世，跟隨祖父接受嚴格的封建正統教育，攻讀經史。這時，太平天國失敗不久，他“頻閱邸報，覽知朝事，知曾文正、駱文忠、左文襄之業，而慷慨有遠志矣”。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康有為再應童子試不售，就致力于科舉考試和八股文。同治十三年（1874年），“始見《瀛寰志略》、地球圖，知萬國之故，地球之理”。光緒二年（1876年），他應鄉試不售，跟從朱次琦學習。朱次琦教學重四行五學：四行是敦行孝弟，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是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詞章之學。主張濟人經世，不為無用之空談高論；“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于孔子”。康有為受其影響，“以圣賢為必可期”，“以天下為必可為”。又攻讀顧炎武、錢大昕、趙翼等人論述歷史的著作，于是“議論宏起”。光緒四年（1878年），繼續跟隨朱次琦讀書，攻讀《周禮》、《儀禮》、《爾雅》、《說文》、《水經注》諸書，以及《楚辭》、《漢書》、《文選》諸文，“大肆力于群書”。不久，以日埋故紙堆中，汨其靈明，漸厭之，乃“閉戶謝友朋，靜坐養心”。“靜坐時忽見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大放光明。自以為圣人則欣然而笑，忽思蒼生困苦則悶然而哭”。國家的危亡，現實的刺激，使他對傳統的文化學術發生懷疑。

　　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二十二歲那年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讀書，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同年又游了一次香港，使康有為大開眼界。以后續繼閱讀《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這一年是康有為從中學轉為西學的重要開端。光緒八年（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過學習，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康有為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康有為立志要向西方學習，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從此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長興講學

　　光緒九年（1883年），“購《萬國公報》，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游記皆涉焉”。創《不裹足會草例》，規定入會的人皆不能裹足，凡是已經裹足而重新放足的，都給予表彰。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兩廣受到法國侵擾。康有為“感國難，哀民生”，獨居一樓，“所悟日深，因顯微鏡之萬數千倍者，視虱如輪，見蟻為象，而悟大小齊同之理”。俯讀仰思，“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當年九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

　　光緒十七年（1891年），康有為徇陳千秋、梁啟超之請，在廣州長興里萬木草堂開始講學。講學內容主要是“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公法比例推斷之”，“大發求仁之義，而講中外之故，救中國之法”。并為變法運動創造理論。先后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的文獻。后一部書把本來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民主思想、平等觀念的人。康有為的這些看法，雖都不科學，但他的改革精神卻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而對封建頑固守舊分子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因而這兩部書被他們視為異端邪說。次年，康有為將講堂移至廣州衛邊街鄺氏祠。

　　光緒十九年（1893年），仍講學于衛邊街。同年冬，遷草堂于府學堂仰高祠，這時康有為已有一百多個學生了。光緒二十年（1894年），康有為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多次修補，后來定名為《大同書》發表。《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這當然是荒謬的。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在從容不迫地為戊戌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后，康有為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又一次慘敗。

醞釀變法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瓜分危機更是迫在眉睫。康有為趁入京應試的機會，聯合各省應試舉人1300余人，于四月初八日（5月2日）聯名請愿，發動“公車上書”。他在“公車上書”中，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提出“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國綱領。認為變法著重在富國、養民和教民三方面。提出富國之法有六：一、鈔法，戶部用精工造鈔票，設官銀行，以擴充商務；二、建筑鐵路，收我利權；三、制造機器、輪舟，獎勵新制造，并發展、保護民營工業；四、礦務，開設礦學，請比利時人教導勘測，選才督辦，不濫用私人；五、鑄銀，各省設鑄銀局，以塞漏卮；六、郵政，設郵政局。養民之法有四：一、務農；二、勸工；三、惠商；四、恤窮。教民之法則為分立學堂、開設報館，以“化導愚民，扶圣教而塞異端”。這是康有為的第二次上書，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幕。

　　“公車上書”被拒絕代呈，光緒帝沒有看到。不久榜發，康有為得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康有為又于同年五月初六日呈送《上清帝第三書》，提出了變法的步驟，指出自強雪恥之策有四：即富民、養民、教士、練兵，而如何審端致力于上述四策，則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廣其選”、“通下情而合其力”三者，以求“人才得，左右賢，下情達”。這次上書由都察院代呈，光緒帝第一次讀到他的上書。接著，他又上《第四書》，再次吁請“尊賢而尚功，保民而親下”，使“有情必通，有才必用”，并正式提出了“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但又被頑固派拒絕代呈。康有為在不斷上書光緒帝，以爭取進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的同時，又“日以開會之義號之于同志”，認為“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開會不可”。于是先辦《萬國公報》，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二十七日創刊于北京，“遍送士夫貴人”，使之“漸知新法之益”，“告以開會之故”，并于十月初（11月中）成立了強學會，又名譯書局，也叫強學書局。參加強學會的還有梁啟超、陳熾、沈曾植、沈曾桐、文廷式、丁立鈞、楊銳等，翁同龢等也予支持，強學會成為改良派與帝黨相結合的政治團體。《萬國公報》后改為《中外紀聞》，于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正式出版，雙日刊，有閣抄、新聞及“譯印西國格致有用之書”，譯印后每加附注，論說不多。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后黨御史楊崇伊上疏彈劾，“請飭嚴禁”。強學會被改為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不準議論時政，不準臧否人物，這樣，“專為中國自強而立”的強學會已違失原旨。康有為在北京發起籌組強學會后，于光緒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出京，至南京游說張之洞，在南北之匯的上海設立強學會，“以上接京師，次及于各直省”。十月，上海強學會成立，擬定章程，說明設立的目的是通聲氣、聚圖書、講專門、成人才、扶“圣教”。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強學報》，以孔子紀年，欲“托古以改今制”，宣傳設會辦報，倡導維新變法。北京強學會被劾奏，上海強學會也遭封禁。不久，在此基礎上創辦《時務報》，由梁啟超任主筆，鼓吹康有為的變法主張，議論敏銳，文字新穎，在當時影響廣泛。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戊戌變法之前，康有為撰寫了兩部有關明治維新史的專著。一部是《日本書目志》，同年冬由上海大同譯書局出版。另一部是在故宮博物院發現的《日本變政考》。據日本學者研究，“在大量收集和閱讀日本書籍的過程中，他對明治維新的史實進行不少改動和捏造，借以適合中國當時變法改制的需要。這些改動大都和作者所建議的具體變法措施有著密切關系。”次年一月，光緒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四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

戊戌干將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六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折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戊戌變法之初，在康有為的幕后主持下，光緒帝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此后，康有為迭上奏折，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教方面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包括擬定憲法、開制度局、禁止婦女纏足、裁冗官、置散卿、廢漕運、撤厘金、裁綠營、放旗兵、廢八股試帖楷法取士、改書院、廢淫祠等，希望中國有一個不要根本改變封建制度而可以發展資本主義的憲法；要求保護工商業，予中國資本主義適當的發展；要求重練海陸軍，挽救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機；要求廢科舉、辦學校，以培養新的人才。這時，他還和梁啟超、譚嗣同、楊深秀等積極策劃推行新政。

　　“百日維新”期間，新舊斗爭異常尖銳，例如廢八股疏上，后黨即多方阻撓，公開宣稱嫉惡康有為如仇敵，說是“搖惑人心，混淆國是”；還有人嚴參康有為，說其“聚集匪徒，招誘黨羽”，“遍結言官，把持國是”。康有為和御史宋伯魯、楊深秀等予以反擊。但是，后黨掌握了軍政實權，而光緒帝則只有起草上諭權。七月中旬，后黨懷塔布、楊崇伊先后到了天津看榮祿，陰謀策劃政變，推翻新政。光緒帝先后發出兩次“密詔”，擔心“今朕位幾不保”，并明諭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康有為離京南下。次日，慈禧太后再出“訓政”，戊戌政變發生。

　　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于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后，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四（9月19日）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于八月初五（9月20日）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逃亡海外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宣布“臨朝聽政”，光緒帝被軟禁，戊戌六君子被殺。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康有為經由吳淞、香港到達日本，他在途中發表公開信，說是“天禍中國，際此奇變”，稱慈禧太后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帝為“罪大惡極”，并將“密詔”改竄露布，提出“無徐敬業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詔出外求救”。接著，康有為發出《奉詔求救文》，首數慈禧太后大罪十條，繼言光緒帝“勤政愛民，大開言路”等“圣明”。說明自己“過承知遇，毗贊維新，屢奉溫室之言，密受衣帶之詔”，準備“奉詔求救”。當他在香港時，就想“動身到英國去”，并“先告英使署參贊及上海領事、香港總督，請其電英廷相救”。還謁見英國子爵柏麗斯輝，“請其出力相救”。他的弟子梁啟超在逃亡途中上書伊藤博文，請他與英、美諸公使商議揭破慈禧太后“欲殺寡君之陰謀，詰問其幽囚寡君之何故”。等到了日本，康有為又請文部大臣犬養毅予以支持；又上書同文會領袖近衛篤麿，說明“受衣帶之詔，萬里來航，泣血求救”。這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孫中山、陳少白也在日本，“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曾托日人宮崎寅藏、平山周等向康有為示意。康有為表示自己奉有“密詔”，不便和革命黨人往來，拒絕合作。孫中山又通過日本人的關系，組織一次孫、陳、康、梁的會談，商討合作方法，康有為不到會，派梁啟超為代表，沒有談出什么結果。孫中山復派陳少白往訪，梁啟超導陳見康，陳少白反復辯論至三小時，請康有為“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曰：“今上圣明，必有復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臺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清廷向日本交涉，不準康有為留日。

　　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務省贈以旅費，康有為自橫濱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溫哥華、烏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說：“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國”，希望華僑“齊心發憤，救我皇上”。旋渡大西洋赴美國，企圖運動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扶助光緒帝重掌政權，未能實現。又重回加拿大，于六月十三日（7月20日），與李福基等創設保皇會，亦稱中國維新會。《會例》指出：“專以救皇上，以變法救中國黃種為主”，準備在美洲、南洋、日本、香港、澳門各埠設會，以澳門《知新報》和橫濱《清議報》為宣傳機關，以保救光緒帝，排除慈禧太后、榮祿、剛毅一伙頑固勢力為宗旨。同年，印有《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說要保國保種非變法不可，要變法“非上圣如皇上不可”，凡是有“忠君愛國救種之心”的都是會中同志。他把“忠君”和“救國”聯系起來，把光緒帝和變法聯系起來，“救圣主而救中國”，在海外頗有一些號召力。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下令，嚴命李鴻章將康有為、梁啟超在廣東本籍的祖上墳墓盡皆鏟平，以儆兇邪。清廷又命閩、浙、廣東督撫懸賞10萬兩，緝拿康有為、梁啟超，呈驗尸身，亦一體給賞。如愿得官階，亦必予破格之賞。如有購閱所發報章者，嚴拿懲辦，并將所著各書嚴查銷毀。這時，義和團運動展開，他主張“助外人攻團匪以救上”，“先訂和約以保南疆，次率勁旅以討北賊”，說是光緒帝復位，就能“輯睦外交”，“中國可安，億兆可保”，醞釀“討賊勤王”。結果，實際活動的唐才常在漢口事泄被殺，演成自立軍悲劇。

反對民主

　　義和團運動以后，推翻清朝封建統治逐漸成為時代主流。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章太炎在東京《國民報》上發表《正仇滿論》，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齒于滿洲而思順天以革命者，非仇視之謂也”，清廷腐敗，“無一事不足以喪吾大陸”，不能“隱愛于光緒皇帝一人”，處于今日，“革命固不得不行”。“然則滿洲弗逐，而欲士之爭自濯磨，民之敵愾效死，以期至乎獨立不羈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浸微浸衰，亦終為歐、美之奴隸而已矣”。革命形勢的發展，連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歐榘甲都有些搖惑，康有為很是焦慮，連函切責。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發出《答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于各省自立書》和《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二文，前文對梁啟超等“搖于形勢”，“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說”予以駁斥，主張“今令以舉國之力，日以擊榮祿請歸政為事，則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復辟，即定變法變新政而自強，是則與日本同軌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滿洲，是師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則其收效亦與印度同矣”。康有為以為革命自立是“求速滅亡”，而立憲可以避免“革命之慘”，不準各埠再言革命，不準保皇黨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會以保皇為宗旨，茍非皇上有變，無論如何萬不變。若革命撲滿之說，實反叛之宗旨，與本會相反者也。謹布告同志，望篤守忠義，勿聽莠言，仆與諸公既同為保皇會人，仆以死守此義，望諸公俯鑒之。”表示死守此義，保皇不變。這時，康有為寫了《孟子微》、《論語注》、《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以及《大同書》。隨著他的政治思想的日趨沉淪，“大同”三世學說也起了變化，說是孔子之時，“身行乎據亂”，是“亂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應該進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載”，中國應該“先大地而太平矣”，但因秦、漢的崇“刑名法術”，王莽、劉歆的“創造偽經”，晉代以后的“偽古學大行”，以致“微言散絕”，“三世之說，不誦于人間；太平之種，永絕于中國”，而二千年的中國，只是“篤守據亂之法以治天下”。據此而言，中國二千多年的歷史，不過是“亂世”，并非“小康”，與戊戌變法前的“三世”說已不同了。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把康有為等人奉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緒皇帝斥為“載湉小丑”，沉重打擊了改良主義。接著，孫中山發表《敬告同鄉書》，明確指出：“革命者，志在倒滿而興漢；保皇者，志在扶滿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馳”。號召劃清革命與保皇的界限。而康有為則漫游各地，離印度、居香港。光緒三十年（1904年），自香港至檳榔嶼，自檳榔嶼赴歐洲，重渡大西洋去美洲。

力主立憲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春，康有為自加拿大南游美國。同年秋，康有為赴歐洲，不久回到美國，撰《物質救國論》，以為中國之病弱，在于不知講物質之學。同年，中國同盟會成立。為了抵制革命，清廷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頒布預備立憲。正在歐洲漫游的康有為大喜過望，九月四日，發出《布告百七十余埠會眾丁未新年元旦舉大慶典告藏，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文》，準備于丁未新年元旦行大慶典，宣布舊保皇會“告蕆”，新開國民憲政會。宣稱“向日之誠，戴君如昔”，“開天之幕，政黨我先”，希望重溫立憲之夢。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十日，保皇黨人在紐約召開大會，康有為自歐洲趕來，正式定名為帝國憲政會，對外則稱中華帝國憲政會。在章程第二條中申明：“本會名為憲政，以君主立憲為宗旨，鑒于法國革命之亂，及中美民主之害，以民主立憲萬不能行于中國，故我會仍堅守戊戌舊說，并以君民共治、滿漢不分為本義，凡本會會眾當恪守宗旨，不得誤為革命邪說所惑，致召內亂而啟瓜分。”第三條申明：“本會以尊帝室為旨。”帝國憲政會成立后，康有為企圖回國從事政治活動未果，指使梁啟超等人與清朝皇室貴族、國內立憲分子聯系，又借用僑商名義寫了請愿書，請求召開國會并且制定國家憲法。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初一日，清廷宣布自本年起第九年召開國會，再于下月頒布《憲法大綱》。這個《憲法大綱》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存封建專制制度。革命派采取了堅決反對的立場，而保皇派則表示擁護。《憲法大綱》頒布不到兩個月，光緒帝就“龍馭上賓”了。康有為又說帝國憲政會“本以保皇為事，忠義昭著”，“應發討賊之義”，但是榮祿早死，慈禧太后也卒，康有為的宣傳已經時過境遷，于是宣稱光緒帝之死是由袁世凱下毒所致，于是簽名上書監國公，請求殺賊以報光緒帝之仇。

　　宣統二年（1910年），康有為用帝國憲政會的名義草書請求召開國會，指出“若待九年，恐國非其國”，請“立下明詔，定以宣統三年開國會”。這時，保皇會與國內的國會請愿會聯系頻繁，擬于年底改帝國憲政會為帝國統一黨，向清政府民政部申請注冊，說是“不曰會而曰黨，乃合全國人士與蒙古藩王共之”，“故益光明廣大之”。宣統三年（1911年），清廷嚴制國會請愿。四月，清廷組織皇族內閣，康有為對奕劻并不信任，一些保皇會員在海外制造輿論，散布揭貼，說是“今舉中國之敗壞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為之而已；阻撓立憲，阻撓國會，非他人，皆奕劻一人為之而已”。警告奕劻：“若不即開國會，則為舉國公敵，為賣國大賊”。五月，康有為赴日本，初住箱根，后移居須磨。八月，武昌起義爆發。康有為聽到消息之后，憂心如焚，仍持“革黨必無成”之說，想“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還想“乘此以建奇功”。自我陶醉地說：“人知革之無成，士大夫皆思吾黨而歸心”，“他日國會開時，吾黨終為一大政黨，革黨亦自知無人才，不能為治也”。

尊孔保皇

　　辛亥革命后，康有為于民國二年（1913年）以母喪歸。在國外15年，至此歸國。去國時是一個進步的維新運動領袖，回國時卻是一個保守的人了。袁世凱邀請他去北京，作為袁世凱政權的點綴。康有為沒有答應，這是為了記住袁世凱出賣戊戌變法的舊恨，反對袁世凱乘著革命危機逼垮了清朝。葬母完成之后，他又移居上海，辦《不忍》雜志，主張“以孔子為國教，配享天壇”，說是“若今不尊孔，則何從焉，將為逸居無教之民歟？暴戾恣睢，以快嗜欲，而近于禽獸乎，則非待烹滅絕種而何？”戊戌變法前的孔子，在康有為的心目中是“維新”的孔子；這時的孔子，卻是封建勢力的代表者了。

　　民國五年（1916年）三月，康有為電請袁世凱退位。六月，袁世凱逝世，康有為電大總統黎元洪，希望早日召開正式的國會，又請求“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復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縣學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廢汗菜，勿得以以他職事假賃侵占”。

　　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為遭通緝，潛逃上海，此后又長期隱居茅山。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康有為發表《請誅國賊救學生電》，首謂“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賣國，以自刈其人民，斷絕其國命久矣”。繼稱“幸今學生發揚義憤，奉行天討，以正曹汝霖、陸宗輿之罪。舉國逖聞，莫不歡呼。

晚年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年），康有為遷居青島匯泉灣畔，購宅居住，題其宅為“天游園”。后其幾個子女在青島讀書時也都居住在此。初居青島時，有意興建大學，并擬好大學章程，后因膠澳商埠督辦高恩洪先行一步而作罷。晚年，為青島的優美風光寫下了不少詩作，其若干詩詞刻石已成為嶗山景點的組成部分。民國十三年（1924年），馮玉祥部入京，把溥儀趕出清宮。康有為電北京當局，說是“挾兵逼宮”，“何以立國？”次年，從上海去天津“覲見”溥儀，漫游各地后返滬，辦天游書院。關于康有為的生平事跡，雖然諸多歷史學家已寫下了許多專著，但對于他在1916年秋至1927年春這段時間里，曾一度超脫世外，遁身茅山的往事，卻至今鮮為人知。

　　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1927年3月29日），康有為去一位廣東同鄉家中作客。回家飲了一杯檸檬紅茶，腹痛如絞，請了兩位醫生診斷，一位日本醫生斷為食物中毒。20小時后，于民國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1927年3月31日）清晨5時逝世。康有為逝世，正值北伐軍進入江浙，張靜江任浙江省主席，曾以康有為系“保皇余孽，占據公產”封閉一天園。

總評

　　康有為的一生，當時與后世皆褒貶不一，頌之者稱他是改革家，“廣廈長素究為誰？南海先生康有為。治學公羊張三世，上書清帝凡七回。論性勸學長興記，萬木草堂立學規。人類公理大同書，不忍為仁孟子微。”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和領導戊戌變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貶之者稱其為保皇黨，章炳麟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對他的保守思想就有很多批判。這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沒有和譚嗣同一樣選擇殺身成仁，而選擇了逃亡。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同流合污，充當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時，就站到了歷史的對立面，從政治巨人蛻變為現實的侏儒。

　　進一步來看，康有為試圖結合儒家思想傳統和西方立憲主義的努力雖然成為一幕“悲劇性的歷史”，但是作為一種方法，移植和借鑒國外的法學經驗，并兼顧該國國情的思路，卻被后來的學者所繼承。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術界對他在近代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評價較低。這是因為有兩種說法一直為多數研究者所接受，一曰：康氏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跌入了帝國主義的圈套”，成為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與洋務派主張的“以夷制夷”并無二致。一曰：戊戌變法失敗以后，康氏的政治思想倒退到反對民權、膜拜君權的立場，最終墮落為保皇黨，成了社會前進的絆腳石。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此后，當梁啟超企圖與革命黨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啟超辜負圣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自我“革政”，并未上升到革命。

　　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曾經啟迪和影響了后來的憲法理論，但是，其中卻存在許多保守主義的成分，主要表現在對君權的妥協以及對傳統的、占統治地位的以禮治國、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改良派缺乏成熟的階級力量的支持。康有為對西方的立憲政治缺乏價值上的深刻認識。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康有為對西學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器物”論的基礎上，他還不能把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與封建的開明政治嚴格區分開來。因此，康有為對憲法的理解是有內在矛盾的。

名人評價

　　梁啟超：“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堅持的主義，無論任何人都不能搖動。在學術上是這樣，做事情也是這樣，從來不肯為了做事而讓自己的主義有所遷就，但卻每每曲解事實來遷就他的主義，所以批評先生的人，總是說他武斷、執拗、專制。”

　　陳寅恪言及戊戌變法的思想源流曾說，他的先人陳寶箴、陳三立的政治思想和源流與康梁不同：“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學，附會孔子改制以言變法。其與歷驗世務欲借鏡西國以變神州舊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見義烏朱鼎甫先生一新《無邪堂答問》駁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說，深以為然。據是可知余家之主變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

　　安維峻：“惑世誣民，非圣無法”。

　　章太炎：“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

　　茅海建：“康有為的言論多有夸張自揚之處，須得處處小心”。